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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成功政治经济学原因分析

        摘要:当代中国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中国实践的产物。当代中国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有责任总结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来构建一个新的理论。中国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紧接着,将计划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即向现代化的高收入国家迈进。在这两者之间,中国需要增强其软实力。总结中国正确做法的新理论不仅将增强中国的软实力,而且还将促进全球社会科学的进步。因此,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功的缘由是十分必要且有现实意义的。

        关键词:中国;经济;成功;政治经济学;原因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许多关于中国经济成功的理论,最著名的有制度观、发展战略观、中国模式观、文化观等等。这四种流行的观点都触及了中国奇迹般增长的一些真相,但它们是片面的。他们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和“如何”做得对,中国政府采取和建立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和制度是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又有哪些因素成为激励官员执行这些政府政策和采用正确的制度的关键?因此,为了解答以上问题,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并主要从自治政府、经济分权和择优晋升制度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自治政府

        在改革的头二十年里,中国在相对平等的社会结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产生了一个自治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社会主义革命使得旧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改变,形成了一个几乎完全平等的新型社会。在这之后的三十年里,相较于以前,这种社会结构愈来愈趋向平等。尽管在改革的过程中经历了痛苦和失败,但这为后来的经济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与时俱进。从1978年的“真理之争”到2002年的“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从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革命党转变为代表国家利益的执政党。在这一转变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将有能力的人才吸收入党,把社会矛盾转化并提交给党内讨论。之后,通过民主集中制来商议和制定党的基本政策。党的执政地位在多项举措并行下不断提高。因此,即使中国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后分化的格局走势日渐加剧,中国共产党仍然能够保持高度自治。由于党领导的政府对社会各阶层保持相对公正的态度,因此能够不加限制地采取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政策。在早期阶段,改革常常导致帕累托改进。然而,人们很快发现,大多数的改革和经济政策并不能产生明确的帕累托改进,只有少部分的帕累托改进才能够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在短期内,自治政府采取的促进增长的举措和政策极有可能是不全面的。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为中国的经济特区。从短期来说,经济特区似乎只能让少部分人受益。但实际上,长期以来,立足于中国向外国投资开放的角度,会发现经济特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再比如中国关于国企改革和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采取了刺激内需的计划。当危机来临时,其他国家选择了直接发放现金鼓励消费的方式。但中国不同,中国政府选择加大投资、扩大产能、增加内需,极速并且正确地应对挑战,也创造了奇迹。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有着一个长期的愿景来引导的。也因为政府的高度自治,能够尽量少地受到公众情绪的影响,有效地管理和实施所制定的各项政策。尽管如此,由于财富的快速积累以及社会两极分化现象的急速加剧,商业利益集团在中国悄然兴起,他们为了形成政商联盟,不断用利益诱惑党内的高级干部和政府机关干部。党的十八大会议召开之后,习近平总书记进行的反腐败运动,不仅仅是为了根除腐败和净化党风、政风,也为了根除这些政治商业联盟,以此重建政府和商界之间的关系,使之更加清新干净。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反腐运动是党和政府回归核心角色,继续对社会各阶层保持相对公正,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不可或缺的手段。同时,它还为国家提供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相对较高经济增长率的政治保证。

        二、经济分权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面临着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平衡中央计划和地方积极性的关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政府的财政高度集中。虽然一些重工业项目的加速发展产生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但它抑制了地方积极性。尽管毛泽东同志在后期意识到了这个矛盾,并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了如何激励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展开了具体的论述,但1958年的“大跃进”却引起了经济的混乱,使得之前的努力付诸东流。至此以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摇摆不定,分权还是集中成为了一个大问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7年,地方财政承包试点制度启动,到1980年财政承包制度正式建立。在接下来的十四年里,中央政府与地方财政签订了不同的承包协议,协议内容根据各省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导致了经济权力下放。20世纪80年代,由于财政分权和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工业的发展态势良好。地方政府在推进乡镇企业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时,私营企业还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想要创办企业的企业家不得不与当地的政府合作,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争议,产生了大量的所谓的“红帽子”企业。当地政府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于是为这些企业提供政治上的保护伞,帮助他们找到生产材料和销售渠道。因此,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和企业之间筑起了一道防火墙,为市场的发展和改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QianandWeingast提出,分权有助于形成一种称之为“市场保护型”的财政联邦制。他们认为,财政分权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极速发展的重要推手,也成为地方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这种财政承包制虽然有效,但也造成了非常多的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在国家预算中所占比例的不断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初,仅预算收入一项数据就显示,中央政府在政府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已降至20%以下。地方政府也有大量的预算外收入。中央财政能力明显下降,地方政府影响力明显增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借鉴了美国联邦体制的一些元素,于1994年推出了分税制。它将税收分为中央、地方和共享税收,并建立了增值税(增值税)一致率为17%,其中中央政府采取了75%,地方政府采取了25%。作为税收分成后的增值税是最大的税收改革,中央政府的预算收入的份额大幅上升,超过50%。因此,这一改革使财政分权制度化,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收入能力。至此,中央政府就能够利用财政手段对地方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在20世纪90年代,发达地区的经济因为受到政府的重视,发展越来越好;欠发达地区相比而言,发展速度落后,全国范围内的财政收支并不均衡,贫富差距明显。于是政府采取措施,一般转移加剧,取得显著成效,省与省之间的财政差距逐渐缩小,既实现了财政均等化,又巩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权威。总而言之,分权在中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为中国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它限制了分权的负面后果。中央政府一方面采取措施引导和规范地方的投资行为,另一方面通过任免地方官员的权力控制地方官员。这样的做法,不仅使得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目标得以统一起来,也为政府官员创造有效的任人唯贤的晋升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三、择优晋升制度

        中国是第一个发明公务员制度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治理结构。中国当代的科举选拔制度,抛弃了过去不合理的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举制度体系的发展。中国的青年如果想要进入行政机关,就必须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用聘任制的方式选出最有能力和表现优异的人才。为了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制度和任用制度,中国共产党在2002年出台了《干部任用条例》,经修订后,于2014年正式更名为《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办法》。为了指导选拔和晋升过程,该规则列出了一系列适用的原则,包括从大量候选人中寻找人才;重视德才兼备但以德为先,公开承认的性能,民主、公开和竞争的选举程序,民主集中制,并依法行事。各级党委负责选拔和提拔工作,具体办法由本办法规定。这些规定还允许年轻官员成为更高级别职位的“储备”官员,并详细描述了评估程序,即储备官员通常被安排在同一行政级别的不同职位上轮换。除了传统的选拔和晋升制度外,领导干部的选拔也采用公开选拔,为非政府部门的人员进入公务员部门提供了渠道。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选拔晋升制度具有开放性、竞争性和任人唯贤的特点。它乐于注入新鲜血液,以一种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向所有有理想、有抱负、想要进入行政系统的青年人才敞开怀抱。有志青年在进入体系后,并不代表着结束,反而是一个成长的开始,他们必须定期参加培训,不断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提升自己的政治修养,由此才能应对随处可见的竞争,毕竟职位的数量总是比候选人的数量少。想要在选举中取胜并获得晋升的宝贵机会,候选人的能力就成为重要的评判因素。在择优选拔的任用机制中,每个官员都必须努力交付一份让人民、让政府满意的答卷。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减少因权力下放带来的消极影响,例如腐败问题。根据近几年反腐行动中的各个案例分析,我们不得否认,许多被抓的“大老虎”和“苍蝇”在贪污的同时,也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结语

        总而言之,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分享中国经验。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借鉴学习。第一,根除庇护政治,在坚持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使得政府能够在财政方面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用的是选举政治,因此现存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结构并不平等,常常导致庇护政治。根除庇护―附庸政治的根本方法是改革现有的结构,然而在选举政治体制下,这一过程需要很长时间。中国的所作所为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转型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但每个国家都必须探索实现转型的具体途径。第二,为了激励地方政府部门主动有效地发展经济,可以采取适当的财政分权的举措。由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控制在中央政府的手里,地方政府受到极大的限制,只能够管控支出却不能获得收支,手中的权力不能保障好的举措的实施,所以有些官员缺乏地方经济建设的动力。中国经济之所以如此成功,正是因为中央政府适当赋予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管理权。对资源丰富的国家来说,权力下放可能更为重要,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收入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的出口。因此,这些国家一直受到“资源诅咒”的困扰。但是如果中央政府在控制资源出口的同时采取分权的策略,地方政府就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和当地特色,开发更适合本地区的经济活动,从而结束所谓的“资源诅咒”。第三,规范政府官员行为固然需要,但激励他们积极进取,努力为当地的经济繁荣发展做出贡献的方式更为重要。中国的晋升制度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激励举措,但由于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选举政治,所以直接照搬中国的现行政策法规肯定是行不通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替代方案,要加强各个政党之间的联系,发挥优势,任人唯贤,积极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培育思想道德素质过硬、专业知识够丰富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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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雯 单位:上海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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